面對生態問題的進一步加劇及國際社會施加的巨大壓力，資本主義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護生態環境，許多資本主義環境學家提出了利用市場手段解決生態危機的主張，即自然資本化。具體來說，就是利用環境估價技術把自然作為可以銷售的商品，通過市場的作用實現自然資源的合理化配置，最終解決生態危機。
在福斯特看來，自然資本化的實現需要經歷三個步驟。首先，把資源和環境從自然生態系統中剝離出來，分解為物品和服務的特定形態；其次，根據環境經濟學家測算的“環保最佳水平”（實際卻是最高成本效益）建立供求曲線，對這些物品和服務進行價格評估；最后，通過允許買賣污染許可或者政府制定有關政策如增加課稅或給予津貼補貼等激勵手段，來改變現有價格或建立新的市場。由于自然實際上不是一般物品或服務，沒有辦法在市場上明碼標價地進行買賣。所以在如何建立供求曲線這個問題上，福斯特指出，供求曲線的建立主要取決于消費者的支付意愿，后者可通過兩種方法進行測算：一種是“快樂定價法”，即通過消費者愿意支付與環境產品相關的物品和服務的價格來測算該環境產品的價格，也就是說，消費者保護一個公園的意愿可以用他們愿意支付前往該公園的交通費用來估算。第二種方法是“偶然定價法”，即抽取部分消費者要他們給某個環境產品定價來得到或失去這個產品，并將調查結果代表全部消費者的意愿。通過快樂定價法或偶然定價法確定了最佳環保水平后，就可以建立供求曲線對自然進行價格評估，然后利用市場激勵機制或政策工具建立新的市場，以此來解決污染和環境惡化問題。
他指出，這種把生態系統納入到市場的做法看似很合理，但這不可避免地存在三重矛盾：第一重矛盾是自然資本化不僅徹底地將人類與從前的歷史割裂來開，還把人類與自然的關系降格為純粹的個體占有關系，使自然成為人類社會的附庸。第二重矛盾是這種把生態系統納入到市場的做法與取代市場價格高于一切價值的價值觀相矛盾。環境經濟學家試圖把自然簡化成商品，用市場價格取代內在價值，因為在他們眼中“一切事物都有價值，或者說，金錢是所有價值的最高體現”。第三重矛盾是，把生態系統納入到市場體系的做法即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生態問題，但從長遠來看，它所造成的損失并不能被人造資本的增長所彌補，制度本身的利潤動機和資本擴張也必然會消耗其正面影響。
福斯特認為，自然資本化實際上都是將資本擴張延伸至自然生態領域的表現。以美國太平洋木業公司（PLC）的為例，該公司為適應市場規則的要求采伐北加州紅木林，需要將周圍雜木林清除，整體規劃種植處于“全面管理”之下、年輕速生的紅木林，然而，正是由于將它們包含在資產損益表之中，才導致這些森林的悲劇命運及其周圍生態系統的破環。也就是說，環境經濟學家以保護自然為借口采用自然資本化實際上是將資本拓展到所有自然范圍，因為“典型的資本主義把任何危機的原因都歸咎于影響資本擴張的障礙，而不是資本擴張本身。解決辦法是擴大資本領域，把自然也作為理性的商品交換體系的一部分。”他指出，自然資本化實際上是將整個自然界及其組成部分看成是“自然資本”，把人類與自然的關系降格為一種單純的市場關系，這種做法是極為荒謬的。自然資本化不過是概念翻新，以虛假的表象試圖掩蓋為了實現利益最大化而對自然無情索取、以此擴大資本領域的現實。福斯特強調，“不論描述自然資本的修辭如何動聽，資本主義體系的運行卻沒有本質上的改變，也不能期望它改變。”正如在市場價值體系的規則下，以品種樹齡整齊劃一、化肥助長的人工育林代替擁有生物多樣性的完整的原始森林的做法，結果卻是導致森林的退化，森林生態系統遭到破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