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經濟時代,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高科技成為世界經濟與科技競爭的制高點。高技術產業以其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生產體系的優勢發展成為國民經濟的先導產業,同時也是知識經濟時代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健康增長的核心和重要支柱。高技術產業的高投入、高風險和高收益等經濟特性,使得其在發展過程中面臨著資本形成不足、發展資金短缺等方面的窘境,可能更依賴于政府政策的支持和傾斜。因此,扶植高技術產業發展已經成為世界許多國家的重要政府行為,我國也不例外。自1986年頒布的《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計劃)伊始,我國政府所出臺的大量高技術產業化政策和措施開始被看作是推動高技術產業發展的利器,更是促進高技術產業穩健發展和持續進步的戰略重點,極大的推動了科技與經濟和社會效益的緊密結合,其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十一五”期間,我國共組織實施了70個高技術產業化專項、3000多個高技術產業化項目,總投資額超過4400億元,綜合規模已躍居世界前三位,主要經濟指標也在快速增長。2011年,我國正式進入“十二五”時期,力圖在“十一五”社會經濟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完善政策,全面推動高技術產業發展,實現高技術產業由大到強的轉變。不僅如此,高技術產業也成為區域經濟新的增長點,為提升所在城市產業發展水平和帶動區域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因此,各地政府以及相關部門也紛紛針對本地特征出臺相應的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用以推進高技術產業領域的研究、應用以及產業化,保障高技術產業的健康發展。政府在高技術產業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凸顯。而如何制定適當的扶持政策來真正幫助各地實現高技術產業的崛起和壯大,則被普遍認定是我國地區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制定的著力點。
高技術產業是指以研究、開發和生產高新技術或高新技術產品為主的焦點產業,是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1],[2],是衡量區域產業競爭力和創新力的重要表征。作為指導高技術產業發展的政策理論,迫切需要人們展開研究和探討,從中找出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制定的影響和規律。由于我國是高技術產業的后發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對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的研究起步較晚,基礎較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扶持政策的理論研究成果。從現有的研究資料來看,我國有許多學者曾對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進行過研究,然而見諸于學術刊物的大多僅關注于國家宏觀層面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的基礎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進而提出宏觀建議。近些年來,開始有學者對某一地區的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進行分析研究,以期幫助當地高技術產業獲得更好的發展。這些文獻大多針對北京、山東、天津、廣東、蘇州等高技術產業發展迅猛或較為發達地區,并在此基礎上對政策實施效果等內容進行探討(呂薇,2003[3];趙文,2007[4];趙弘等,2008[5];王巍等,2011[6];寧凌等,2011[7];夏海力等,2012[8])。例如,呂薇在回顧了北京市高技術產業政策發展歷程后指出,北京市的高技術產業是在中央和地方政策的共同推動下發展起來的。但較少有學者對后發的西部地區的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予以關注。與此同時,也有少量文獻以城市為單位對地區間的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進行比較分析。例如,在比較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市高新技術產業化政策的基礎上,裴世蘭(2001)[9]從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資金投入體系,加大財稅優惠政策,吸引、激勵人才和分配獎勵政策,提高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加強國際交流和合作等方面對三市高新技術產業政策進行了比較分析。盛亞和孫津(2013)[10]運用政策工具分析浙、粵、蘇、京、滬5?。ㄊ校┑墓_創新政策,進而對各地政策目標和實施力度的差異性進行評析。然而,其在運用政策工具進行評析的同時,并沒有關注各地區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在內容上的異同點。事實上,政策的目標代表的只是政策的方向,政策的實質內容往往也非常重要。由于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高技術產業基礎、發展需要和條件不同,導致地域間高技術產業的發展出現競爭力水平的差異化現象。各地方政府在財稅政策、投融資政策、人才政策、產學研政策、知識產權政策以及產業促進政策等方面,都需要結合自身實際制定適合自己發展模式的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
基于政策文本和政策工具視角對政策進行研究被看作是政策分析方法的主流,借助政策工具對各地區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條款進行評分比較和內容的橫向比較分析,可以為各省市政府制定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支持高技術產業發展起到關鍵作用。本文首先從政策類型分類與產業類型分類兩方面對國內的地區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研究成果進行綜述,并在此基礎上選取北京、天津、深圳、西安、成都這五個城市的地區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進行比較研究。一方面通過政策工具手段對不同類別的政策條款進行量化評分,另一方面對政策條款的內容和現狀進行解析,全面分析其共性和異性,總結經驗,研究規律,以期為我國其他地區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的制定及優化選擇提供一定的實踐借鑒和實證參考,對于促進我國高技術產業領域的整體發展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一、我國地區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研究綜述
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是指引導和促進高技術產業發展的各種政策措施的總和,其主要政策目標是實現高技術的開發與研究及其成果的商品化、國際化和產業化,提高整體競爭力。
1、基于政策類型分類的地區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
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一般包含稅收政策與金融支持政策、人才政策、科技創新政策等相關政策。稅收政策作為其中的重點政策之一,研究起步也比較早。陳洪與李傳志(2006)[11]對東莞當時新制定的科技稅收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將其與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的政策進行對比,借此對東莞科技稅收政策的制定與完善提出了一些建議。黃鳳羽(2008)[12]則對臺灣政府的稅收政策展開研究,以期為大陸地區提供借鑒經驗。王寶運等人(2011)[13]還對山東的金融支持政策文本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相對于稅收政策與金融支持政策,近年來對于地方人才政策的研究也不在少數。地方高新技術人才政策的綜合模型、政策文本、政策法規的總體評估都已被深入探討(陳德權等,2009[14];伍梅等,2011[15];鄧金霞,2012[16])。另一方面,劉媛與吳鳳兵(2012)[17]對江蘇省三大區域中共13個城市的科技創新人才政策進行了比較分析,找出人才政策目前存在的問題,并通過對比研究提出進一步完善科技創新人才政策的若干建議。與此同時,科技創新政策作為鼓勵型的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也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肖士恩等人(2004,2009)[18],[19]曾先后對北京市和河北省的科技創新政策進行過評估和實證研究。楊耀武等學者(2010)[20]則特別針對長三角區域的科技創新政策進行評估研究。此外,董穎(2010)[21]通過對杭州市科技創新政策的實施成效進行總結評估,以期對其他地區形成借鑒意義。值得注意的是,陳德權等學者(2013)[22]還對少數民族地區科技創新政策進行了深刻的研究分析,這說明學術界對于高技術產業后發地區的關注度也在逐漸增加。
2、基于產業類型分類的地區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
我們通過知網文獻檢索發現,許多學者曾對地區高技術產業現狀、存在的問題以及發展趨勢等狀況進行過調查研究,并提出政策性建議。根據李偉銘和王浩(2013)[23]的建議,高技術產業應當被分為信息產業、新材料產業、航天產業、軟件產業和醫藥產業等產業。據統計,有一些學者曾對國內城市間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展開過比較研究,其中軟件產業是研究較多的方向。例如,裴世蘭(2001)[24]、韓雪和方新(2002)[25]通過對北京、上海、深圳三地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和軟件產業的發展水平,以及區域間扶持政策的異同點進行比較分析,進而展開深入研究探討。盛亞、鐘濤(2008)[26]對浙江、江蘇以及上海的軟件產業扶持政策進行歸類與比較分析,并建議浙江省軟件產業可以通過技術創新等手段來促進產業發展。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就新能源產業等新興產業的地區扶持政策進行比較研究(劉蘭劍等,2013[27];董曉宇,2012[28])。經過文獻研究發現,大多數學者的政策對比研究都是針對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區中發達城市的政策展開的。但由于不同地域的現實差距較大,許多地區的發展條件不如上述地區優越,地域所呈現出的局限性較強。例如,西部城市相比東部城市,經濟、政治等大環境的差異性較大,因而政策的影響力度與實施效果可能也不一樣。
通過文獻閱讀與梳理發現,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研究各個地區基本都有所涉及,但不同地區的關注度卻大大不同。由于北京、天津、上海、深圳、江蘇、武漢等地的高技術產業發展水平大大高于其他地區,其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具有一定程度的先進性和導向性,因此對于這些地區政策的研究大大多于其他地區。正如上文所述,這些文獻中有通過實證分析、對比歸納分析等方法對某一政策類型的地方扶持政策進行探究的,也有對某一產業的地方扶持政策進行比較分析的。但是,目前鮮有文獻對地區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展開全方位的對比研究,并總結區域間政策的異同點。而這也正是本文展開我國區域間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差異性研究的意義所在。
二、研究內容及方法
1、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地區樣本選擇
本文以北京、天津、深圳、西安、成都五市的地區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作為區域樣本研究內容,主要基于以下兩方面考量:
(1)通過知網檢索了解到,關于高技術產業綜合競爭力城市排名的最新文獻為李偉銘等學者(2013)[29]在中國科技論壇所發表的《我國區域高技術產業競爭力差異與空間分布特征研究》,該文指出北京、上海、天津、廣東、江蘇等地的綜合競爭力相較于其他城市較為突出。為確保本文進行區域間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比較研究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地區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樣本應當來源于公開的數據資料,政策相關內容應易于搜索。上海、江蘇等地的政策搜索存在一定困難,因此本文首先選取了北京、天津、深圳三個城市的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作為研究樣本。前面所列舉的三個城市均是位于京津翼經濟帶或珠三角經濟帶地區的城市,具有一定的地理位置和環境等客觀因素優勢。
(2)我國中西部地區城市的高技術產業競爭力綜合排名雖然相對較為靠后,但也有實力能夠迎頭趕上。根據《2015年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資料顯示,近年來,中西部地區中西安、成都兩市的高技術產業發展速度較快,地位上升速度不容忽視。因此,本文考慮以北京、天津、深圳、西安、成都五市的地區高技術產業扶持政策為研究樣本。
[1] 竺學鋒. 區域技術創新能力與高技術產業發展研究[D]. 杭州:浙江工業大學, 2013: 1-83.
[2] 史修松. 我國高技術產業分布、區域創新及相關性分析[J]. 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 2008(09): 114-118.
[3] 呂薇. 高新技術產業政策與實踐[M]. 中國發展出版社, 2003.
[4] 趙文. 促進山東可持續發展試驗帶發展的政策選擇[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07(04): 140-143.
[5] 趙弘, 謝倩. 北京高技術服務業發展環境與比較優勢分析[J]. 中國科技論壇, 2008(04): 52-56.
[6] 王巍, 趙宏, 朱春紅, 馬濤. 提升我國高新技術產業自主創新能力的關稅政策研究[J]. 科技進步與對策, 2011.04(07): 120-123.
[7] 寧凌, 汪亮, 廖澤芳. 基于 DEA 的高技術產業政策評價研究——以廣東省為例[J]. 國家行政學院學報, 2011(02): 99-103.
[8] 夏海力, 賈海成. 蘇州市促進高技術服務業發展的政策環境研究[J]. 中國科技論壇, 2012(07): 115-119.
[9] 裴世蘭. 京滬深三市高新技術政策比較分析[J]. 中國科技論壇, 2001(05): 8-11.
[10] 盛亞, 孫津. 我國區域創新政策比較——基于浙、粵、蘇、京、滬5?。ㄊ校┑难芯?/span>[J]. 科技進步與對策, 2013.03(06): 93-97.
[11] 陳洪, 李傳志. 對東莞科技稅收政策的幾點看法[J]. 生產力研究, 2006(05): 123-124.
[12] 黃鳳羽. 臺灣創業投資稅收政策及其啟示[J]. 現代財經(天津財經大學學報), 2008(01): 20-24.
[13] 王寶運, 馮怡. 科技創新的金融支持研究——以山東省為例[J]. 科學管理研究, 2011(01): 110-113.
[14] 陳德權, 李博, 王術光. 推進遼寧科技創新人才政策執行模型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09(12): 480-482.
[15] 伍梅, 陳潔蓮. 廣西高層次創新型科技人才政策問題與對策[J]. 科技管理研究, 2011(06): 23-26.
[16] 鄧金霞. 科技人才開發政策法規總體評估:以上海市為例[J]. 科技進步與對策, 2012.08(19): 96-102.
[17] 劉媛, 吳鳳兵. 江蘇三大區域科技創新人才政策比較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12.01(01): 72-75.
[18] 肖士恩, 雷家骕, 劉文艷. 北京市科技創新政策評價及改進建議[J]. 中國科技論壇, 2004(05): 53-55.
[19] 肖士恩, 陳娜. 河北科技創新政策評估的實證研究[J]. 中國科技論壇, 2009(09): 28-36.
[20] 楊耀武, 張仁開. 長三角區域科技創新政策評估及路線圖研究[J]. 科研管理, 2010(S1): 84-88.
[21] 董穎. 地方科技進步政策的內涵、體系與區域創新系統關系——以杭州市為例[J]. 科技管理研究, 2010(12): 66-68.
[22] 陳德權, 甘露, 唐麗. 少數民族地區科技創新政策執行研究[J]. 科技進步與對策, 2013(02): 126-129.
[23] 李偉銘, 王浩. 基于開放式整合的高技術產業發展模式與實例研究[J]. 科技進步與對策, 2013.08(15): 69-74.
[24] 裴世蘭. 京滬深三市高新技術政策比較分析[J]. 中國科技論壇, 2001(05): 8-11.
[25] 韓雪, 方新. 京滬深三市軟件行業發展及政策比較分析[J]. 中國科技論壇, 2002(06): 59-62.
[26] 盛亞, 鐘濤. 浙、蘇、滬軟件產業發展政策的比較分析——兼談浙江省軟件產業發展的政策建議[J]. 中國軟科學, 2008(08): 104-109.
[27] 劉蘭劍, 陳雙波. 基于多回路競爭的新能源汽車技術創新政策研究[J]. 科學管理研究, 2013.10(05): 41-45.
[28] 董曉宇. 地方政府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問題與政策取向[J]. 中國市場, 2012(16): 66-70.
[29] 李偉銘, 劉騁, 王浩. 我國區域高技術產業競爭力差異與空間分布特征研究[J]. 中國科技論壇, 2013(04): 6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