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糖尿病已成為發達國家中繼心血管疾病和惡性腫瘤之后的第三大疾病, 嚴重威脅人類的健康[1]，且發病趨勢逐年上升。而在非發達地域，以糖尿病等為代表的非傳染性疾病則形勢更為嚴峻[2]。 2009年以來，我國已成為糖尿病發病第二大國，發病率僅次于印度[3]。其發病群體日趨大眾化，發病年齡迅速年輕化，已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并成為全球性重大公共衛生問題，預防和控制糖尿病也成為全世界各國亟待完成的任務[4]?，F代醫學研究證實，糖尿病為終身性疾病，雖然其發生、發展與轉歸與家族遺傳、感染、生活方式與飲食習慣、精神刺激、心理因素等均不無關系,雖然不可治愈，但可較好預防、控制與治療[5]。尤其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可減少55%的糖尿病發病率；對糖尿病的早期和規律性治療，可使糖尿病的嚴重并發癥減少50%以上[6]。從而為社會節約醫療衛生資源，為家庭減輕經濟負擔，也可使患者自身的生命質量得到提高。有鑒于此，我們對地區不同層次、不同類型學校教師群體中的糖尿病患者進行健康生活方式及自覺健康行為自我效能問卷調查。并與鄭州市部分社區和包括梅州市及縣城所屬的1~3級不同類型醫院內住院治療的非教師群體糖尿病患者健康生活方式及自覺健康行為自我效能進行對比，旨在發現學校教師群體中糖尿病患者健康生活方式及自覺健康行為自我效能方面的盲點和誤區，為相關政府機構對不同類型學校教師以及教師群體中的糖尿病患病群體制定健康保健與健康促進的方針、政策，提供理論參考或依據。
1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2012年1月～2015年8月，抽查鄭州地區15所不同類型學校教師群體中130例糖尿病患者，設為研究組，并以鄭州市部分社區和和包括鄭州市及轄區縣城所屬的不同類型醫院住院治療的糖尿病患者128例，為對照組。所有病例均符合糖尿病診斷標準[3]，并自愿參與該項研究。其中研究組男75例，女55例；年齡37～72歲，平均（54.3±6.2）歲；病種和病程：1型糖尿病57例，2型糖尿病76例，病程最短1年，最長21年，平均（15.2±4.2）年；文化程度：研究生以上學歷24例，本科學歷37例，?？茖W歷58例，中專學歷11例；家庭情況：均無未婚、離異和喪偶。對照組男69例，女59例；年齡32～69歲，平均（52.6±5.9）歲；病種和病程：1型糖尿病60例，2型糖尿病68例，病程最短3年，最長23年，平均（14.6±5.6）年；文化程度：研究生以上學歷19例，本科學歷36例，?？茖W歷60例，中專學歷13例；家庭情況：除3例喪偶外，其余病例家庭均無未婚、離異情況。兩組被試對象年齡、性別、病種和病程、文化水平、家庭情況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調查采用工具量表 該項研究采用健康促進生活方式評定量表[7，8]和自覺健康行為自我效能量表[9,10]進行調查。其中①為臺灣榮總醫院宋素真主任授權使用[7]，其在原Pender健康促進生活方式量表基礎上修改的中文量表?？偭勘砉?6個條目[8]，包含5個分量表：自我實現(1～9)、運動保健(10～18)、均衡飲食(19～22)、職業安全(23～29)、人際支持發展(30～36)。問卷采用正面描述，量表的計分方式由“從來沒有”、“偶爾如此”、“時常如此”、至“都是如此”分別給予0～3級計分，總量表得分0～108分，得分愈高代表健康促進生活方式愈好。自覺健康行為自我效能量表，源于Becker等學者[11]發展之自評健康行為能力量表。本量表共28個條目，包含4個分量表：健康責任、心理安適、營養、運動。問卷采用正面描述，計分方式由“完全沒有能力做到”到“完全有能力做到”5個選項分別給予0～4級計分，總分為0～112分。得分愈高代表自覺執行健康行為的自我效能越高[10]。
1．2．2調查方法 由研究者和相關人員對被試對象進行調查，在排除第三者干擾的情況下，采取面對面的方法收集資料，指導患者逐項填寫，當場收回。該項調查共發出問卷260份，收回260份，問卷有效率100%。
1．3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l3.0統計軟件包進行分析處理，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x2檢驗。檢驗水準α=0.05。
2結果
2.1兩組被試對象健康促進生活方式調查結果比較
對照組的健康促進生活方式各維度得分均顯著高于研究組（P <0.01表1），提示學校教師群體糖尿病患者健康促進生活方式較差。
表1 兩組被試對象健康促進生活方式調查結果比較(評分，x±S)
項目 研究組（n=130） 對照組（n=128） t值 P值
自我實現 3.187±0.566 4.216±0.387﹡ 15.487 <0.01
運動保健 2.079±0.607 5.679±0.513﹡ 17.671 <0.01
均衡飲食 3.155±0.537 4.676±0.403﹡ 15.780 <0.01
職業安全 3.558±0.524 4.383±0.465﹡ 11.576 <0.01
人際支持發展 3.216±0.476 4.375±0.451﹡ 15.806 <0.01
總 分 67.456±8.775 80.588±9.465﹡ 9.669 <0.01
注：﹡與研究組相比（P<0.01）
2.2兩組被試對象自覺健康行為自我效能調查結果比較
對照組自覺健康行為自我效能各維度得分和總分均顯著高于研究組（P<0.01 表2），提示學校教師群體糖尿病患者自覺健康行為自我效能較低。

表2 兩組被試對象自覺健康行為自我效能調查結果比較（評分，x±s）
項 目 研究組（n=130） 對照組（n=128） t值 P值
健康責任 2.316±0.629 5.487±0.576﹡ 16.187 <0.01
心理安適 2.216±0.607 6.779±0.457﹡ 15.676 <0.01
營 養 2.219±0.560 3.615±0.478﹡ 11.668 <0.01
運 動 1.966±0.649 7.815±0.505﹡ 18.547 <0.01
總 分 65.12±1015 86.49±12.54﹡ 8.667 <0.01
注：﹡與研究組相比（P<0.01）
討 論
近年發現，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對糖尿病的控制具有重要意義[12]。單純自我護理知識和技能的提高并不能保證患者實施良好的自我管理，而患者對自己能否執行某一自我護理行為的能力的判斷，即自我效能，可能對行為能力具有更大影響[9,10]。健康促進生活方式作為一種積極的生活方式，是指引領個人、家庭、社區及社會朝向增進安寧、幸福及實現健康潛能的行為，即為了達到更高層次的健康與安寧幸福的目的所采取的任何活動[7,8]。目前，健康教育是治療糖尿病的重要基礎治療措施之一[13,14], 自我效能是其健康狀況的預測因子[9]。
盡管針對性健康教育和健康促進活動迄今已在社會、社區廣泛開展，但本組研究的表1結果顯示，納入研究的130例教師中糖尿病患者在對自我實現、運動保健、均衡飲食、職業安全與人際支持發展5個分量表的調查問卷回復中，得分均明顯低于同期非教師身份的社區糖尿病住院患者，提示健康促進生活方式不佳且大為遜色于平均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社會人群；表2結果顯示，教師群體對“自覺健康行為自我效能量表”中健康責任、心理安適、營養、運動4個分量表問卷調查回復，得分亦明顯低于同期非教師身份的社區糖尿病住院患者組成的對照組，代表自覺執行健康行為的自我效能亦大大低于普通社會糖尿病群體調查現狀顯示的狀況不容樂觀。
教師群體的健康生活方式與自覺健康行為自我效能低于社會其他普通糖尿病患病群體這一現狀的產生原因，可能與下列因素有關：①認知誤區[15,16]：按照人們習慣性的認識模式，認為學校是一個傳授知識和解惑的場所，在這個具有特殊文化性質的社區里工作的教師群體，具有較強的捕捉各種知識信息的能力，和多種獲得知識信息的途徑。教師群體不用參與或者進行專題健康教育，自己就會掌握或了解有關疾病的相關知識，有點“無師自通”之意。殊不知，每一位教師受知識結構和自身專業特點之限制，并不能做到對醫學知識也系統的研究，當然醫學院校的教師除外。這樣一來，學校也就成為事實上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進的盲區，教師群體也就成為真正的被忽略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進的服務對象。具體對教師群體中的糖尿病患者而言，即使具備一些所患疾病的相關知識，但缺乏系統性，知識的獲得途徑，即不具備社區所進行糖尿病專題健康教育的計劃性，更是缺乏醫院針對糖尿病患者所制定的糖尿病個體化的健康教育計劃所具有的科學性、連續性、長期性以及醫院、護理人員、患者、社區四位一體的交互性。在調查中我們通過訪談了解到，學校舉辦過不同內容的健康教育專題講座或內容相似的活動，但針對的對象是學生，不是教師。教師所參與的專題講座方面的活動只是學術交流、教育教學改革、教師專業知識和水平技能培訓等等。由此可見，學校健康教育和健康促進服務的對象過于單一，導致教師群體中的糖尿病患者健康促進生活方式意識明顯低于部分社區和不同類型醫院住院治療的糖尿病患者。對健康生活行為促進身心健康作用的認識不足，就很容易忽視對疾病的自我管理和健康行為對疾病的影響。②職業因素的影響[17,18]:教師的工作性質決定了靜多于動，長時間的伏案工作，不能保證充足的運動時間。特別是中小學教師，不僅承擔著繁重的教學任務以及家訪、課外輔導等工作，還承受著升學率的壓力，這種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并重的身心疲勞狀態也使得患糖尿病教師全無運動鍛煉的興趣，進一步導致缺乏健康促進生活方式與自覺健康行為自我效能的原動力。因此，教師群體中糖尿病患者自覺健康行為自我效能低于部分社區和不同類型醫院住院治療的糖尿病患者。③心理因素的影響[19,20]:有關文獻報道，教師群體心理健康水平相對較低。導致中學教師心理健康水平下降可能與工作量大，效的壓力、升學壓力、經濟狀況、激烈競爭、工作的不斷變化、角色沖突、職業倦怠等有關[20]。④工作特點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教師的工作與人際交往的范圍的局限性，導致社會功能不同程度的欠缺，影響著對社會支持的利用度，進一步降低了自覺健康行為效能。
總之，自覺健康行為自我效能作為影響健康促進生活方式的一種認知因素，影響個體對自身執行健康行為能力的意愿和動機。通過該項研究以及對相關因素的分析，教師群體中糖尿病患者的健康促進生活方式和自覺健康行為自我效能均較低，說明該群體對健康生活行為促進身心健康作用的認識不足，只有通過有效途徑使患者對病情有了更加科學的認識, 才能使其進一步主動采取有益健康的行為, 達到降低血糖, 控制病情進展的目的[11]。因此，社區或者醫院的醫務工作者應加強教師群體中糖尿病患者的健康促進生活方式的宣教，以引起足夠重視，從而改善患者的自覺健康生活行為，提高教師群體中糖尿病患者的生理、心理和社會健康水平。